河北河間黎民居鄉政府在讓個體戶補繳稅款時,在原有1萬2稅款上多加了5000,當問為什麼時,他說“稅收任務重,加了5000,你有意見麽?”個體戶沒有交這筆款,第二天就從1萬2變成了6萬,而第三天就直接要貼封條封他的小作坊。(12月12日央視網)
  同樣是1萬元,但一年前和一年後,在價值上顯然並不能被划上等號。資金的時間成本,不僅是經濟學最基本的常識,更是其建立的基礎。於是,既然“坐地起價”可以被視作市場行為,房地產商也從不會按照去年的價賣今年的房,“坐地起稅”要說也沒啥不可以,延遲交的稅,即便不被加罰,被加上滯納金,也是理所應當。
  更何況,“沒啥也別沒錢”,小家如此,大家其實亦然。對於地方與基層財政而言,無論是公共服務、民生投入,要想當好這個家,也的確需要仰仗徵稅以確保“糧草先行”,否則的話,即便有改善民生的善意,也難免陷入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的窘境。而現實中,儘管各地調低了GDP增速,但既然徵稅任務仍然是層層加碼,更有著自上而下任務分派,基層當然也只有硬著頭皮也得想方設法去完成。
  事實上,“開源”從來都比“節流”來得靠譜,稅收增幅不夠,加大增收力度,要說也才直截了當。不難設想,既然“稅收任務重”,便可以“坐地起稅”,1萬2稅款上開口就多加5000,第二天更是變成了6萬,既然徵稅這事兒可以如此隨心所欲,再重的稅收任務,看來都不愁完不成。
  不可否認,“坐地起稅”,甚至以封個體戶的小作坊作為要挾,如此收稅,的確與打劫無遺,尤其是當“坐地起稅”,甚至還有著各種弔詭手法,不僅繳稅戶名作假,而且還匯到私人賬戶,這樣的“坐地起稅”,究竟是為了完成誰的任務,最終又鼓了誰的腰包,無疑值得追問。
  不過,“坐地起稅”固然暴露出基層徵稅的亂象。但這一亂象的確未必全是基層稅收人員的素質問題。假如不是稅收任務確實超乎征收能力,基層稅務部門又何至於如此蠻橫、歪招迭出。那麼,稅收任務究竟如何制定,為何會“任務重”到不得不“坐地起稅”,也就尤須反思。事實上,且不說經濟走勢不可能單邊上升運行,建基於其上的財稅收入隨之而出現波動,其實再正常不過。即便經濟在增長,財稅收入是不是也要保持同步甚至遙遙領先,也同樣值得商榷。
  無論如何,稅收的最終目的,其實是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,作為財政來源的徵稅,當然也需符合這一最終使命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增長從來都不應該成為稅收的最終目標,更不應無視宏觀經濟的起伏的制定增幅指標。既然徵稅本質上會增加社會與民眾的成本,如何維持財稅的“最小化”,社會成本的“最低化”,恰恰應當成為財稅政策的終極目標。不難設想,當為了實現“財稅增收”,不惜“寅吃卯稅”、“坐地起稅”,如此畸形化的稅收任務,必然被極大的轉嫁給實體經濟,並傳導為民生壓力。
  基於此,之所以“稅收任務重”會成天經地義的事兒,甚至為此而制訂出具體的增收目標與任務,其背後的實質是“財政增收”已然成為了一項政績考核的指標,而行政指標化的“財政增收”也必然偏離財政最初的使命,並走向“與民爭利”的反面。回到“坐地起稅”本身,短期看似圓滿完成稅收任務,但當“坐地起稅”成為壓垮企業和個體戶的最後一根稻草,又何嘗不是在殺雞取卵、涸澤而漁呢。
  文/吳江  (原標題:“坐地起稅”究竟是誰下的“蛋”?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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